以前，在我的朋友中，有一位是很爱讲话的，我暗自推许他为第一。后来，我认识了张榕光先生，发现他更爱讲话，讲得也更好，于是重排座次，推张先生为第一。

  张先生是外资企业的高管，管理水平如何我没有考察，但是爱讲话则为我亲历。第一次见面于武夷山，与我谈书法。一讲起来长如九曲，边游玩边讲，毫无倦意。我觉得讲话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，不讲还真会把人憋疯。就像一个很大的皮囊，里边装了锦绣，一定要解开袋口，让锦绣悉数涌出。旁观者快乐，怀宝者更是乐不可支。

  武夷山一面，张先生又回到外省去了，有时就来电话，谈兴浓厚，一开讲就停不下来。他语调平和，语速却快，使我插不上。一直听到一佛升天，二佛出世。有时看似结束，就要挂机，不料枝节旁逸，又搭到另一根话弦上，遂洪波涌起鼓浪向前。太太看到我歪靠在沙发上，两眼紧闭似要睡去，却又对着话筒“嗯嗯”回应，便知道，一定是张先生的马拉松长途光临了。后来我在接电话时先声明，就谈一小会儿，张先生答应了，谁知一开讲又变成一大会儿。我算是看清楚了，讲话使张先生快乐，而快乐又使讲话更有情趣。还好，我也不喜欢紧张的生活，喜爱悠闲，倾听也不失为一种很雅的消遣。

  后来得知张先生与于丹、曲黎敏是同门师兄妹，看来善于讲话的人也是扎堆的。这两个人一个讲孔子庄子，一个讲阴阳五行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张先生完全可以跻身其间。他曾对我说百家讲坛还未有人讲书法，如果能讲得通俗有味，必定轰动。我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登坛讲话的风采。

  一个很爱讲话的人和我这个不爱讲话的人相遇，也是很有意思的事。

  张先生涉及太多的事，经过思考后，讲起来有理有据，尤其娓娓道来的语言流，自然顺畅，很有亲和感。相比起于丹，于氏还是显出造作了，你看她那动作，两个手掌搭过来搭过去，翻过来翻过去，要引起听者注意，要得到效果，骨子里就不自然了。张先生全然是家常式的，有时端一盘花生或酥糖给他，他边吃边讲，更见自然精彩。这很像清人钱谦益所说：“天之生物也，松自然直，棘自然曲，鹤不浴而白，乌不墨而黑。”

  自然最好。

  张先生对于数字的掌握也特别敏感，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，随便就搬出一大堆数据来，让数字说话，这是很能让人信服的——除非，你也搬一堆数字反驳他。我从小就畏惧数学，数字之间的换算就更头痛了，于是当张先生口中一连串数字飞出来时，我只好缴械投降。张先生是正牌中文系培养出来的，某些古文段落、某些历史典故，只要需要，轻松地脱口而出，又使他的讲话平添古风。有一次在饭桌上信口吟诵了柳三变的《望海潮》，并从两浙转运使孙何讲起，印证今日的某些现象，其从容不迫条理清晰，满座皆惊。

  每当假日，张先生就会飞回我居住的这个城市，与亲人团聚。接下来就与我约定讲话时间。他会带来一些苏绣、衣裳或者正宗的无锡酱排骨。特别是后者，很合我的口舌之需，我欢迎他的到来。

  张先生的工作需要东奔西走，时而南方时而北方，这也让他积累了许多感性认识，使得下次讲话更为丰富。为了让我知道他的行迹，每到一处，都会寄一张当地风景明信片，写上数字见闻，见了好东西，有时就买了寄来。忽一日在东北见到一种大米，异于寻常，于是买一袋用快件送来。当晚品尝，果然爽口，香甜丰韧。这也是很极端的例子了。正是：千里寄大米，礼重情更重。

  张先生除了讲话，还与我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即喜爱书法。这也是他与我讲话的重点。外企高管责任之重，他还能临碑摹帖至夜深，据他说临颜真卿的《麻姑仙坛记》、《祭侄稿》都在百通以上，而且能背诵许多范本之内容，不由令我吃惊。按理说应该成大名了，可是没有，大概在苏州一带有些名气。原因当然很多。他是启功的学生，藏有启功书法，也写一手逼真的“启体”，认识我之后，有几次我见他的小品，又有几分与我相似了。这使我有些明白，他的讲话是原创的，原创让人看到与众不同的气度、气量以及技巧，是原汁原味的张氏讲法。他的书法应该向他的讲法学习，才可能风起铎鸣自开堂奥。

  讲话是一个人风采的体现。从苏秦张仪开始，大到图王定霸，小到鸡毛琐屑，都可以凭借讲话，在三寸不烂之舌口吐莲花间扭转。有人如此善讲，达到动听的效果，有人则不善讲，同样一句有趣的话经他一讲，滋味全无。不少教科书是传授讲话技巧的，为的是帮助那些笨嘴笨舌之人搬开讲话的拦路虎，使他们伶牙俐齿。但我一直以为善讲是与生俱来的，天生就比别人更具舌头上的功夫，在张口的一刹那，春风习习，水流泠泠，倾听者就这样被征服。

  张先生好久没来家里讲话，我都有些想他了。